揭秘天京事变事件始末 是谁发动的这场战争?

2016年03月04日 00:54   编辑:张三   来源: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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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

  一百四十年前,由金田起义揭幕的太平天国革命,轰轰烈烈,所向披靡。太平军自广西出发,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建都于天京(今南京)。特别是1856年上半年击破清王朝江南大营后,政治上、军事上都进入全盛时期。这些大胜利,给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带来了大骄傲。天王洪秀全于是不思进取,不理国政。东王杨秀清则得意忘形,骄横无忌,滥用神权,所有将领几乎都受过他的凌辱。为了把革命事业推向胜利,他把包括北王韦昌辉在内的将领们都派到外线作战,京城疏于戒备,却自以为江山十分牢固。他想借此整顿朝政,结果树敌过多,遭到暗算,导致大规模的天京变乱。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韦昌辉勾结燕王秦日纲在佐天侯陈承瑢接应下,潜入天京,包围东王府,袭杀东王杨秀清,并残酷屠杀杨的家属及部将两万多人。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元气大伤,由盛入衰,并逐步走向失败。那么,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经过、结局及教训又是怎样的呢?本文想从天京事变的起因说起,而起因又是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封建化,即腐败和争权夺利等诸多矛盾构成的。

  一、洪秀全并非诛杨的罪魁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首义诸王很快封建化,宣扬“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建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于是享乐腐化、争权夺利之风遂起,旧式农民战争的一些弊病又重新暴露出来。本来在起义和进军阶段,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称兄道弟,官兵平等,部队积极性很高,战斗力很强。清特务人员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到:太平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势”,是因为“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获迅速。”又说,太平天国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马?洪杨诸首逆亦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在这种情况下,首义诸王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进取心很强。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兵锋所及,如摧枯拉朽,斩关夺隘,所向无敌。太平军将领之间,当时并没有明显的抵牾,也未发生对权力的争夺和角逐。但是,农民领袖们一旦取得政权,就很难按原来的“平等”思想来建设曾经设想过的“地下天国”了。他们可以用平等思想来约束士兵,却不能用平等思想律己。而原来他们反对过的封建特权以及地主阶级对财富的拥有,就逐步变成他们所追逐的目标。在天京建都之后,首义诸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放弃了进军阶段崇尚平等、积极奋发的思想,而革命酝酿时期的各种不同思想和矛盾在这时也重新萌发,逐步朝着不利于农民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领袖人物洪秀全、杨秀清的思想中所滋生的封建特权和享乐思想,对革命事业危害尤为严重。

天京事变中谁收获最大 天京事变的真相始末

  洪秀全在建都天京后,也确曾想用平均主义思想来开创“地下天国”,他制定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提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它可行的方案又拿不出来,在经过若干尝试失败之后,便不得不退回去,朝着封建制度的轨道上滑行。洪秀全是饱读经书的,他对封建主义、封建特权的一套十分熟悉。因此,他并不需经过什么质变,便很自然地继承了封建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而使自已逐步封建化。突出的表现:是爱听颂扬,什么“公正威风者为万民之主”,什么“元首明,股肱良,贡獒献雉,航海梯山。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洪秀全俨然已经建立一个“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王朝,而自己也俨然成了封建皇帝。于是那些显示帝王尊严的敬避字讳和回避之类的制度也制订出来了。洪秀全为了显示尊贵,把自己抅囿在神秘的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其至连昔日草莽结盟的伙伴也“罕识其面,”沉溺在享乐的宫闱生活之中。二是一入城就大兴土木,营建天王府。史书记载,当时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①状”。而且广选后妃,多至88人。洪秀全在广西提出的“小天堂”,本来是用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前进的目标,如今却缩小成了天王府。三是革命意志锐减,不理朝政。以至天京建都一年多,清江南大营向荣在给清廷的一个奏折中还说:“至洪逆之有无,向有传闻异词”。时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记事略》中也说:“天贼尸位而已”。更有传闻“洪秀全实无其人”,不过是“刻一木偶,饰以衣冠,闷置天王府”而已。《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一切号令都出自杨秀清,“洪秀全徒有其名”。洪秀全把权力都交给杨秀清,结果大权旁落。

  杨秀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理朝纲的军师。在起义阶段,他曾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因而取得了天父传言人这种至高权威。后来他便集政权神权于一身。《李秀成自述》说,建都天京后,“东王佐政以来,事事严整,……民心佩服”。但由于杨权力过于集中,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膨胀,非常骄横跋扈,“一朝之大,是首一人”。为他营建的东王府,其富丽堂皇,奢侈华丽,仅次于天王府,出门的仪仗队十分庞大,过于张扬。后来甚至发展到以天父②的名义要挟洪秀全,要洪秀全下跪接驾。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不过,在处理和杨秀清的关系上,洪秀全采取了忍让和顾全大局的态度。这是因为他要维护天父皇上帝的尊严;并要依靠杨秀清来掌管朝政。请看以下事例:

  一是1853年(癸好三年)③11月,杨秀清自称代天父下凡,因洪秀全虐待宫女,要杖洪秀全46板。那时建都天京刚刚八个月,洪秀全正集中精力,并亲自监督营建天王府,在此期间,发生过任意辱打甚至处死侍从、女官的事情。杨秀清便以天父下凡,下令杖责天王,以示警告。杨秀清并借此,要洪秀全对幼主严加管教,使幼主从小“体念物力维艰”,“节用而爱民”。要洪秀全体恤臣下,不要任意打骂诛杀。杨秀清还劝洪秀全要善于“纳谏”,他说,“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臣理君事,亦必先启奏始行。如此则君臣同德,上下一心”。这些劝告是颇有道理的,尽管手段粗暴,洪秀全还是能忍让的。他在得到天父赦免对他的杖责之后,破例在金龙殿宴请杨秀清、韦昌辉等人,并称杨秀清的谏言是“金玉药石之语”,“至情至理之言。”但这件事造成洪秀全心灵上的不快却是必然的,在洪、杨的关系上投下新的矛盾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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