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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法律规定:逃婚的女性被抓后可任由其夫嫁卖

2014年06月11日 13:09:13  来源:清史研究  编辑: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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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史料和研究视角所限,国内外清代妇女史研究多集中于上层女性,特别是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一带,历史上广大的下层妇女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史料,特别是一些地方档案的发掘与公布,为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下层妇女提供了一定可能性。如美国学者苏成捷根据“刑科题本”及县级地方档案对清代“一妻多夫”和“卖妻”现象进行的研究,以及台湾学者赖惠敏根据内务府档案对清代内务府旗妇之法律地位的研究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清代下层妇女的生活空间及生存状态。[①]两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清代官员对女性案件的裁决取向及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问题。但是,二者要么只关注到官吏对“无知妇女”的宽容,而未挖掘其背后深刻的历史背景;要么只关注到官吏一方的裁决,而忽略了女性自我的法律意识及其对官员裁决的回应。本文拟通过对南部县档案中96件嘉道时期的女性案件进行分析[②],从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妇女在审理过程中对县官进行的回应两个角度,探讨了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下层妇女与县官之间的互动,揭示清代县官对妇女社会和法律地位的界定以及下层妇女自身的法律意识。

  一、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审理与判决

  作为最亲近百姓的父母官,县官对普通百姓的责任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第一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听讼”)。这一点做得好即会被百姓称为清官或“青天”;第二教化百姓,维护和改进地方风俗(“牧民”)。这一点做得好则民风淳朴,百姓安居乐业,以臻太平无讼的儒家理想社会模式。但是,女性案件往往使地方官处于两难境地:首先女性案件多与婚姻家庭有关,“清官难断家务事”,很难做到完全的“公正”,甚至很难依法行事;其次女性案件又很难逃开社会风化问题,如男性的买休卖休、女性的逃婚离家等,都与儒家倡导的淳朴和谐之民风以及两性的家庭伦理相悖。即使妇女并非案件主要当事人,或者妇女本人无辜,其引发或卷入讼案本身就已有伤风化。如何在女性案件的审理中兼顾公正与教化,并使得判决具有实际操作性,的确是县官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1、“妇愚无知”:县官对下层妇女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的界定

  南部县正堂的标准状式之后,附有对于百姓告状的一系列规定,其中两条为妇女提出诉讼的限制性条件:一为“绅衿老幼残废妇女无抱告者不准”;一为“户婚田土等事,有父兄子侄而妇女出头告状者不准”。“抱告”一般是指在告状人地位特殊或无法履行法律行为的情况下,请他人代理诉讼的制度。很显然,妇女与老幼残废一起被划入无法履行法律行为的人群(绅衿另当别论)。第二条规定更将妇女告状的前提条件限定在极小的范围内:即在近亲中没有任何成年男性时,妇女才可以在找到一位男性做“抱告”的前提下提出“户婚田土”等民事类的法律诉讼。这两条规定完全可以解释96例女性案件中只有16位妇女--且多为孀妇--出头告状或申诉的原因。如“告状孀妇汤杨氏,年四十三岁,抱告前夫胞侄王加贤,年二十二岁......氏苍溪籍,发配王在荣病故,再醮治民汤才元,生独子汤友仁配妻何氏。不料氏夫于道光十九年没,子亦继亡。”[③]汤杨氏先后两嫁,丈夫均亡,独子亦亡,家中唯有她与子媳何氏两位女性相伴。她找到第一位丈夫之侄王加贤作为“抱告”,也侧面证明其身边没有更加近密的男性亲属。惨淡的家庭背景才使得汤杨氏符合作为妇女出头告状的条件。

  既然妇女不能独立提出法律诉讼,相应也不能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④]。这一点在清代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明白地体现在县官的法律实践中。

  首先,妇女告状需具备抱告,法律责任也由抱告承担。仍以汤杨氏案件为例,她状告董正贤骗其钱财,请求县官助其追还。审理该案的王姓县官无疑对于妇女的法律责任界定相当熟悉,他在接受汤杨氏诉状的同时即表明:“如系饰词图索妄告,定惩抱告”。即一切法律责任由男性“抱告”而非汤杨氏本人承担。尽管在后来的供词表明,抱告王加贤对案情并无深入了解,也未被作为案件的重点审理对象,其供词只有一句:“这汤杨氏是小的婶母,余供与汤杨氏供仝(同)。”但从法律角度讲,他才是主要的责任者。[⑤]再如杨沈氏控告夫兄杨建良在其夫去世之后图谋家产,逼其改嫁,在杨沈氏保证自己所述皆为真实“虚坐抱告”后,县官表示“姑准唤讯”。[⑥]

  其次,在民事案件中,清律的具体规定在女性身上很少得到实践。[⑦]我所搜集到的女性案件中,女性非法再婚案件比例最大,主要通过“买休卖休”或妇女逃婚再嫁两种方式实现。根据《大清律例》规定:“若用财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若妻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其妻因逃而改嫁者绞”。[⑧]据此,县官对于该类案件中女性的处理应当很简单:所有逃婚的女性都应杖责一百之后听由其夫嫁卖,而逃婚后再改嫁的妇女皆应处以绞刑;买休卖休案件则将妇女杖责一百之后一律归宗(回归娘家)。但是从档案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来看,县官在案件审理中基本没有遵守以上法令。96个案件中,有45个案件涉及妇女非法再婚问题,其中36个案件保留有县官的判决记录。36个案件的妇女当事人中,8位女性被判给本夫与之“团聚”,16位判给后任丈夫(买娶方),只有12位(三分之一)妇女判由娘家领回(归宗)。36例案件中,只有3位妇女(来自同一案件)被处以“掌责”,多数妇女未受任何责罚,更没有妇女被判处绞刑。

  显然,妇女在县官的法律实践中得到了轻罚或免罚的“优待”[⑨]。但是,这种“优待”与县官对女性的尊重或女性法律地位较高毫不相关,恰恰反映出县官眼中妇女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极其低下。以下通过县官对女性案件的具体处理进行分析。

  作为案件主要当事人的妇女无论是在案件审理或判罚中都未受到重视。案件审理中,女性的供词多单薄苍白。如梅氏供:“小妇人自幼凭媒嫁与杜大和为童婚,因大和家贫,将小妇人另嫁与何现明为妾,二月初六日接娶过门,迨后他们不依,才来案具控的。”[⑩]供词中,被丈夫嫁卖他人为妾的梅氏似乎在叙述他人之遭遇,没有流露出任何对丈夫和婚姻的不满,对县官的判决(自己的命运)也漠不关心。再如道光十二年王家譓控诉宋正刚估退童婚一案。王家譓之女翠姑从婆家屡次逃走,致使两家多次交涉以致互控。案件审理中,核心人物翠姑甚至没有自己的声音,其供词为:“王家譓是小女子父亲,余供与小女父亲供同。”[11]这无疑与县官及书吏对女性当事人的忽视有很大关系。[12]供词主要目的在于记录当事人的相互关系及案件主要经过(以男性为中心的案件过程),女性视角的案件叙述及其情感表达很可能被当作无用的部分省略掉了。一些女性案件甚至在女性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宣判,如陈国宝控诉其妻任氏背逃再嫁一案,任氏先后逃至三家,被三位男性纳为妻妾,无疑是案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但从案件的审理、定罪到具结,三位男性分别受到相应责罚,而任氏从未到场。[13]

  案件的判罚中,县官也紧密围绕着不同男性集团的利益而进行:

  对于在丈夫不知情或不情愿的情况下,背夫逃走再嫁或被他人嫁卖的妇女,一律判给本夫。本文8个将妇女判给本夫案件皆属此类,例如李李氏一案,“李李氏供:小妇人幼配李灼璠的儿子李毛狗为妻,接娶后小妇人的丈夫毛狗出外贸易,数载未归,遗小妇人寡居无靠。去十月间(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小妇人的丈夫的父亲李灼璠才将小妇人改嫁与赵尔孝为妻,今四月间,小妇人的丈夫李毛狗自外回家,就来向赵尔孝要人,这小妇人的丈夫的父亲赵白川就来案告了。”李李氏在丈夫李毛狗外出贸易期间被翁公嫁卖,一旦丈夫返家讼诉,县官即判决“将李氏退还李毛狗领家团聚”。对于李毛狗父子的矛盾行为给后夫(买娶方)造成的损失,县官命令李氏父子为赵氏父子“治备酒礼取和”;[14]

  对于那些丈夫为钱而自愿卖妻的行为,县官则倾向于将妇女判给后夫(买娶方),本文16个判给后夫的案例中,14个案件皆属此类(另两例因前夫失踪、死亡外而判给后夫)。例如张夏氏一案,“问据张夏氏供:小妇人发配张国喜为妻,未育子女。因小妇人的丈夫家道赤贫,日食难度,甘愿将小妇人凭邓应生为媒改嫁与杨老七为妻,当出备财礼钱五千文。因小妇人的丈夫张国喜未通他胞兄张国受知晓,才放他的父亲张盖来案把小妇人告了的。”经审讯,张夏氏“实系”被丈夫“甘愿嫁卖”,因此县官“仍断杨老七将夏氏领回成配”;[15]

  依照清律,买休卖休案件中买卖双方都有罪,都应受到惩处,因此彩礼应当入官,而女性只能归宗。但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我们发现,只有在女性娘家族人(男性)出面参讼并要求得回妇女的情况下,县官才会作出妇女归宗的判决,50个案件中12个判由娘家领回另嫁的案件全部属于这一类型。例如杜四姑一案,杜四姑娘家胞叔与兄长控诉其夫将其嫁卖,县官判决杜四姑由胞兄“领回择户另嫁”。[16]而在另一案件中,帅元第状告女婿嫁卖其女帅氏,法官判决帅氏归宗,由帅元第“领女帅氏约束”。但帅元第“本朴畏事,不敢承领”,拒绝帅氏归宗。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娘家已对嫁卖提出异议,法官不能将妇女判给前夫及后夫,只得判决帅氏“交保嫁卖”,即由第三方代表娘家将妇女另嫁。[17]

  这种从审理到判罚过程中对于女性及其意愿的忽视,主要由于县官认为女性不是完全的法律行为责任人,不能承担与男性同等的法律责任。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县官在判决时常用的“姑念妇愚无知”或“姑念妇女无知”的说法上。如前述汤杨氏一案,县官认为汤杨氏说自己“同董正贤往建昌合伙贸易,并无凭据”,因此斥其“不应妄告”,但“姑念妇愚无知,从宽免责”。“姑念”一词常被县官用来解释其判决与法律条文之间的差距,如杨大志因贫卖妻一案,王姓县官判定他与后夫“不应买休卖休,均各掌责,例应将财礼充公,姑念贫民,免充。”通过从“例应”到“姑念”的转换,县官既部分地遵从了清律又灵活的顾及到百姓的实际情况,使判决具有实际操作性。女性案件中,妇女被作为“姑念”的因素之一,受到宽免。既然妇女不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县官自然将审理和判决的重点转移到其丈夫、父亲、兄弟、抱告等男性身上。在这些男性受到相应的判罚之后,责令其将“无知”的女性“领回约束”,在家庭的范围内完成对女性的管束或惩罚。[18]

  2、“妇人无耻”:县官眼中的下层妇女与风俗维治

  女性案件的诉状(特别是出自男性的诉状)中多有“有乖风化”、“大伤风化”的提法,甚至常常是原告发起讼诉的原因或借口。如杨廷仪控告侄孙杨先贵先后将自己的数任妻子嫁卖,控诉理由就是“无故休卖、大乖风化”,请求县官予以惩处,“以正伦化”。[19]可见“正风化”、“儆刁风”是州县官员的职责所在。此类案件中,对伤风败俗者进行严厉的申戒惩处自然是一种有效的震慑方式。但是,既然案件多牵涉“无知”的妇女和贫困的“乡愚”,需要宽免,那么官员如何才能达到“正风化”、“儆刁风”的目的  通过对档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严惩”与“教化”相结合是地方官“正风俗”的有效途径。

  女性案件中有一类人往往遭到严惩,即那些靠转嫁妇女渔利、以此扰乱民风的投机之徒。如在前述陈国宝一案中,其他当事人,包括陈妻任氏的后两任丈夫,皆受轻罚(掌责),只有窝藏、转嫁妇女之敬朝成被处“重责枷示”。县官还对其两次转嫁陈妻的非法“做媒”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尔将任氏窝留月余,暗用鲜于安等出名主婚,转嫁与罗洪书后复为媒,再嫁陈水匠,两处财礼俱系尔一人收用。其平日惯于贩卖妇女已可概见,重责枷示,尚不足以蔽辜,如再不知改过定即立毙杖下。”[20]“重责枷示”即在严厉的肉体惩罚之后,犯人带枷示众,在惩处罪犯的同时,让百姓明了此种罪行的耻辱和严重性,起到震慑作用,以收“正风化”、“儆刁风”之效。另一案中拐嫁已婚妇女的王德盛也受到同样的惩罚。[21]

  在县官看来,拐卖妇女的行为打破了家庭和社会秩序,对风俗破坏极大,而风俗好坏又与妇女道德直接相关。既然下层妇女多系“无知”,缺乏独立的判断和行为能力,地方风俗往往成为妇女道德和行为的导向--风俗淳朴则妇女守己持家,风俗不好则妇人寡廉鲜耻。同治年间任广东南海县知县的杜凤治曾在其《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中就当地诱拐妇女一案,论述了对妇女道德和风俗之关系的看法,可代表县官的观点。如下:

  “贫贱妇人何知,惟知有穿有吃就心向之。伊(妇女当事人)从焦亚赓(前夫)无非同作乞丐,而从王大货(拐带者)衣食无忧,固宜然矣。究之妇人无耻,即如拐带一事,如妇人不愿,伊定能牵之使走乎,藏之箧中乎,此亦风俗不美之一......令亚庚亚桂具结领去,衙门存案。另出票拿王大货惩办,以正风俗。”[22]

  杜凤治与多数南部县县官一样,忽略或质疑妇女本人的供词,依靠自己的逻辑推断进行判决。他将拐带妇女问题的根源归咎于风俗,“风俗不美”则无知的“贫贱妇人”就会因追求衣食而“无耻”,使得拐带妇女得以成功。如果淳厚的风俗赋予妇女坚定的道德观念,“拐带一事”无从发生。也像南部县官员一样,杜凤治宽免妇女本人,而严惩拐带妇女的王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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