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告御状背后的博弈

2014年07月01日 09:08   编辑:迪仔   来源:新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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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康熙年间栟茶姑娘蔡蕙告御状文书资料“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百姓对君主的朴素认知,同时也是平民对社会正义、光明的寄托与希望。为何有如此认知,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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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百姓对君主的朴素认知,同时也是平民对社会正义、光明的寄托与希望。为何有如此认知,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即皇帝的家天下。皇权至高无上,神圣无边,无从超越,皇帝因此成为百姓心目中最圣明的一个人。大清乾清宫中高悬的匾额“正大光明”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这种民间认知。同时,作为皇权的延伸,“朝廷”与“中央”也在无形中代表着皇帝的圣明形象。

  拨开云雾而睹青天,在百姓看来,朝廷、中央、皇帝俨然是平民最后一道保护神。然而,这只是民间的一厢情愿,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刻意洗脑的结果。百姓进京告御状,清代叫“京控”,就是这样一种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皇权与官权、民权,中央与地方的一种权力博弈。

  进京告御状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一扇通往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百姓民权,维护公平正义。但本质则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重要手段,皇帝期望通过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形式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而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往往通过截访、打压进京告御状的百姓来实行维稳。即使是这样,如果进京所告御状都能得到公平有效处理,也多少算是百姓的一大福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时候,进京告御状只是流于一种形式,百姓告状的阻力重重,甚至皇帝本身就很不耐烦。说白了,进京告御状对百姓来说更多是一种装装样子的表面工程。

  所谓进京告御状,实乃民告官。在古代,民告官本身就是一种罪,不管你有冤没冤,有罪没罪,先打五十大板再说。看看历史上的众多进京告御状的案例,尤其是清朝留存下来的四百多例案件,哪个不是经历了艰难险阻,能进京,能上到中央,能让皇帝亲自过目,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皇帝高兴了,批示两件,不高兴了,随便打发了事,甚至不理不睬。清光绪年间,进京告御状就无一例成功。

  进京告御状还属于越级上访,能坚持到京城上访申冤的,性格都是非常顽强的人,甚至有些偏执。这在中央与地方看来,大都是精神病范畴。地方官员截访打压身心俱疲,中央官员也是疲于应付。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负能量。在一个只唯上负责的封建社会,这无疑是官吏们最讨厌的。除非是皇帝下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才不敢有半点怠慢。

  不过,有时甚至连皇帝的圣旨都不好使。乾隆年间,山西大同常年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一次,巧遇户部尚书到此巡视,见此惨景,立即上奏皇上。乾隆为此特批,免除当地劳役与粮税。然而,大同府竟然将乾隆圣旨撕毁,照常催粮收税。百姓稍有不从,就野蛮殴打。百姓忍无可忍,推举当地秀才冯良春披星戴月赶赴京城,击鼓鸣冤告御状。在刑部尚书的亲自主持下,进行一番明察暗访后,将大同府涉事官吏缉拿归案,方才平息此事。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出地方的胆大妄为,撕毁皇上圣旨,就是严重漠视中央。

  在没有一个完善法制监督的封建社会,虽然皇帝与中央、地方、百姓等都希望政情畅达、社会和谐,但各方却难以形成信任机制。皇帝希望地方官员将问题与矛盾控制在基层,同时希望百姓通过进京告御状对地方形成制约。而地方官员也希望问题与矛盾不要扩大,希望平民百姓不要上访,更不要越级上访、进京告御状。同时,地方希望中央帮助维护其权威,共同压制百姓。但怎奈百姓不信任基层官员,皇帝对地方官员也不完全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循环,皇帝不信任地方,地方不信任百姓,百姓不信任地方。皇帝希望利用百姓制约地方,地方希望皇帝帮助打压百姓,百姓希望皇帝治理地方。

  虽说进京告御状是皇帝允许,甚至是鼓励的,但似乎只有朱元璋才真正让百姓痛快发挥了人民监督的职能。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为此,他甚至规定,百姓可直接绑缚贪官入京,沿途各地方不得阻拦。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期,人民群众似乎只有这时才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

  其实,更多时候,御状摆到皇帝面前,皇帝甚至不胜其烦。如乾隆晚期,国家百弊丛生,和珅垄断朝政,都察院为了攻击和珅,有意加大了进京告御状的数量。面对桌上一摞摞的卷宗,乾隆也非常厌烦。嘉庆时,便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还想出了中央巡视组的方法,但无奈弊端很多,嘉庆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嘉庆还是将压力转嫁给地方,让问题矛盾控制在基层。他是这样说的:“息讼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于听断,果能案无留牍,曲直较然,则政平讼理,上控之风,将不禁而自息。”虽然如此,嘉庆也没敢取消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

  对地方来说,皇帝保留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始终是官员的一块心病。于是,地方想尽各种办法对越级上访进行打压。一是对待中央采取拖延的办法,因为办案审理终须地方配合,地方官员往往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二是对百姓进行压制。如截访,地方政府雇佣所谓黑社会打手,在上访路上进行拦截,甚至跨省拦截。如果访民仍然坚持继续上访,就会被定性为精神病进行长期关押。还有一招就是拿访民家属做文章,将家属拘役关押,视为人质。还有一招,就是各地官员、上下级官员互相达成联盟,共同压制越级上访百姓。清道光年间,有四川访民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欲进京告御状,在行至今河北涿州,只差一步就到京城时,被当地官府发现,将其遣返回原籍。

  官民对立,或是官绅对立,往往也是皇帝乐于看到的。皇帝只有分化官民、官绅,才能避免官民与官绅形成合力,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个对立程度,皇帝也要进行拿捏,掌握好火候。太和谐不成,对皇权产生威胁,太激烈也不行,同样威胁统治。

  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便是官民官绅对立太过激烈的结果,慈禧不得不亲自出面,对浙江官场痛下杀手,进行重拳整治。其实,慈禧此举也不完全是为一介草民申冤,而是整治斗争使然,以此借机打击政治对手。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说,那就是杨乃武的姐姐进京告御状,要向上奏冤情,先要过滚钉板一关。此为传说,史载中没有出现。但由此可以看出,草民进京告御状所付出的代价是何其沉重。对进京告御状的百姓设立如此巨大的障碍,也说明皇帝的本意并非真正想为平民维护正义。如果说冤枉了皇帝,那至少也说明封建的中央政府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除了进京告御状,还有拦轿申冤的形式,但拦轿申冤随意性比较强,概率小,且同样会以扰乱秩序而受到惩罚。因此,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草民在不断盼望着“青天大老爷”,期待圣主明君,草民认为,皇帝永远是对的。而皇帝依然坐着自己的皇帝梦,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小民健讼刁风,固不可长。”如果草民觉得有些失望时,嘉庆又说了“若一概禁遏,使民隐不能上达,亦恐覆盆之冤无自而伸。”瞧瞧,皇帝还是给草民留了希望,因为要让草民心中永远根植下一句真理——皇帝永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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